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语言不仅仅是指称整个对象世界的符号系统。词语不仅仅是符号。在一种难以把握的意义上，词语几乎是类似于复制的东西。”（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86页）学术研究的发展离不开词语内涵的梳理。概念史研究的重要性源于其基本信念——概念即历史，即概念不仅仅是理解历史的方法，它本身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密码。
概念史原本是一种编撰哲学词典的方法。在黑格尔逝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用法，将历史写作分为“原始史”、“反思史”和“哲学史”三类，“概念史”被归入“反思史”一类。由于只有一例，而且黑格尔也没有解释什么是概念史，有人怀疑这里的概念史是出自黑格尔，还是记录者误加的。但这种用法却意义非凡。被赋予了知觉和反思意义的概念史，不正是科塞莱克、布鲁内尔和孔茨主编的《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词典》的宗旨吗？正是在这本8卷本（第9卷为索引）的大型历史词典中，作为理解和反思的概念史被确立为一种历史写作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Lexikon）虽然有着一般词典的撰写标准，但其内容却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词典词条，有些概念如专著般长。
在词典的导言中，科塞勒克揭示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简言之，一个概念要成为历史的基本概念，需要满足四个标准：民主化、时间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民主化意味着社会化或大众化，意味着原本由贵族、神职人员等垄断的知识逐渐被普通民众所掌握。时间化不是指自然时间、年代学等外在的时间，而是指凝聚在概念本身中的过去经验和未来期望。正是在两者之间的张力中，概念才能成为现代或当代的概念。一旦一个概念被不同的团体和党派所使用，政治化的过程就开始了。政治化的概念可能变得意识形态化——抽象化，抽象概念与其现实性之间必然存在张力。
1972年，《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史词典》第一卷出版，最后一卷第八卷出版于1997年。这一时期，概念史研究在德国以外引起了不同的反响。1985年，科塞勒克的重要论文被汇编成英文，名为《未来的过去：论历史时间的语义学》。这本阐述概念史目的的论文集受到海登·怀特的高度评价，称科塞勒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理论家之一。然而，在法国和英国，概念史的处境并不好。师从科塞勒克的法国学者阿多戈说，概念史在法国被忽视，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思想史”。英国政治思想史学家斯金纳甚至直言，没有概念史，只有围绕概念展开的争论史。 政治思想史家波考克质疑以概念而非语言或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行性，而法国和英国对此的漠视或批评则表明两国学术思想存在差异，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语言”研究侧重经验，法国的“话语”研究侧重实践，而概念史则关注“概念”的长期历时性变迁。
面对对概念史的质疑，科塞勒克的弟子、比勒费尔德大学斯坦梅茨教授提出应将关注点转向19世纪末以来的“高度现代性”时代，同时加强对概念与反概念、邻近概念、语言表达和隐喻的研究。鉴于概念史描述语义变化但缺乏有效解释力，他在《历史语义学：理论问题与研究实践》一文中认为，历史语义学需要“经验转向”，在微观层面开展历时性研究。在他看来，语义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与语言之外的“现实”的关系，即如何将语言之外的“现实”和语言在过去形成的“事实”概念化。 借用卢曼对语义学的定义——暂时稳定的说话和写作方式，语义学可以被制度化、仪式化。这样一来，语义学的定义或多或少就与“社会结构”有关。事实上，语义学与社会结构一样，是由个体行为（语言行为）构成的，它既是行为主体的制约因素，也是行为主体的驱动因素。历史语义学或历史话语需要建立模型来解释语义学的变化，并进一步追问语义学为何不断产生、消亡和变化。
然而，即便方法接近，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历史文化鸿沟——不同语言之间概念的“可译性”或“互译性”问题。欧洲语言之间也存在翻译问题。以色列历史学家法尼亚·奥兹-萨尔茨伯格在研究18世纪末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德译本后发现，译者用德语单词Staat（国家）来翻译英语单词Community、Polity和Nation，导致后者失去了苏格兰文本所蕴含的古典共和主义意义，更糟糕的是，它颠覆了苏格兰文本内涵的批判性。斯坦梅茨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末，他参加了比勒费尔德大学科卡和韦勒领导的一项重大研究项目——从比较视角探讨近当代欧洲的Bürgertum（资产阶级、市民阶级）。 最终他们发现，用几乎无法翻译的Bürgertum作为研究的起点是错误的，因为以这种方式开始研究，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德国“独特道路”（Sonderweg）的存在。
上述发生在欧洲的翻译问题，在有意研究19世纪以来的近代新词语和概念的东亚地区也同样存在。柯塞勒克访日二十多年后，概念史研究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开始兴起。这些地区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字西班牙文翻译为概念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至于中国，在讨论词语和概念建构的近代时，不仅要关注汉字翻译与西方语言的关系，还要考虑来自日本的影响。来自日本的译文大多是由具有丰富汉学知识的学者提出的，它们之所以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接受，是因为两者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相互交流。毫无疑问，汉字概念与西方概念不可能完全等值，即便是同样使用汉字概念的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例如，西方的“Gentry”一词，在汉语中被视为士族，在日语中被视为“大庶民”，在韩语中被视为“两班”。如果仔细观察，它们之间是不可互译的。语义表现为社会结构，对应的社会结构也不同。毋庸置疑，在译词实现标准化和广泛使用的过程中，翻译概念与政治、社会之间是相互影响、再创造的。
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时，斯坦梅茨指出，体现西方世界观的“政治”、“宗教”、“社会”、“个人”等概念已深深嵌入非西方社会，而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文化专家往往通过将所观察的行为体的术语插入其叙述中来消除异域性问题，从而造成一种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假象。事实上，去欧洲中心主义是为了反抗权力的压迫，而不是抛弃外来译文和概念。在我看来，全球本土化概念史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概念在特定语境中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结果。同时，在深化研究中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光明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