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光明日报】
75岁《光明日报》与时俱进给人以鼓舞——
从黑白照片到视频
叶新（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我与光明日报的第一次结缘，源于40多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
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发表了几部小说，特别是《蹉跎岁月》之后，不断有编辑、记者来到我当时居住的贵州猫跳河梯级电站，征集稿件，进行采访。
猫跳河在贵州很有名。除了经常引起人们疑问的河名之外，这条河沿岸还建有六座梯级电站。每次我都会耐心地给游客讲解：在贵州农村，老虎被称为大猫。这条河之所以叫“猫跳河”，是因为两岸丛林中的老虎过去常常跳过湍急的河谷。我边讲边请客人站在河岸上细看。在白浪滚滚的河谷中间，经常有大块的巨石从山坡上滚落下来。老虎常常从岸边跳到河心的巨石上，再跳到对岸。由此可见，在建电站之前，这里是多么的偏僻和荒凉。
那时，从省城到这里，每隔两天才有一班车，一路颠簸，来到这里并不容易。这里所谓的招待所，其实就是一个油毡棚，车子每隔两天才一班，我们至少要在这里住上两晚。我一直把这些客人视为尊贵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我一辈子的朋友。我记得程淑珍刚当上《人民文学》主编时，曾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山谷小住几日。
评论家钟呈祥也来到猫跳河写《虚度年华》的评论，并完成了一次长篇采访。那次，他在油毡棚里住了好几个晚上。临走时，山路结冰，公交车停运，他只好在除夕夜留在贵州。这是“人不留客，天留客”最生动的体现。钟呈祥的评论《一个进步青年的进步作品——小说《虚度年华》评论》发表在《光明日报》。
也正是在这期间，贵州画报社记者老张坐长途车来到电站，受画报社委托，拍摄了一组我的生活照片。他说画报社要用两页纸对我进行深度报道，照片质量要求很高，希望我拍摄过程中不要感到无聊。他从省会贵阳过来，晚上住在篷布棚里，一日三餐在我家吃简餐，我当然尽力配合，室内拍，山上拍，晚上等宝宝睡着后在卧室拍。我记得他一卷卷胶卷用完，忙活了三天。
回去的路上，通往省城的山路塌陷，长途客车停运。老张跑到山那边的邮局，给画报打了长途电话，说明了情况。回来后，他激动地告诉我，领导让他留在电站等路开通了再回去。另外，领导说北京的光明日报也想给我做个摄影报道，照片会从这次拍的作品中选出来。领导让他好好拍，充分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老张笑着说：“咱们也不能闲着了。”
后来《光明日报》刊登的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坐在自家后门的椅子上翻阅文学杂志的情景。当时老张对我说：“就当我不存在吧，就像平日坐在院子里翻阅书报一样，别以为我在拍照。《光明日报》是一份面向知识分子的全国性报纸，对照片的要求很高，对于我们来说，能登上这样的报纸，是一件光荣的事。”于是，他站在我房间的一角，用相机拍下了我翻阅杂志的瞬间。我记得他有些自豪地说：“我相信《光明日报》一定会选这张。”
老张说得对。贵州画报是双月刊，这张照片在最新一期开刊前就刊登在了《光明日报》上。我既为老张高兴，也为自己高兴。由于电站没有《光明日报》，老张就给我寄了一份。那天，我盯着报纸上的照片看了好久，久久不能平静。要知道，80年代初，报道人物，一般都不配照片，往往经报社领导批准，只能刊登一张比证件照大不了多少的小照片，而且一般都是缺乏艺术感的正面照。《光明日报》刊登的那张方形照片，占据了很大的版面，拍下了我住的小房子的一角，远处是悬崖。今天看，堪称是“艺术照”。
从这张黑白照片开始，我与光明日报的缘分一直延续到今天。四十多年来，我不仅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也一直为光明日报副刊写稿：刚回上海时，写过《高桥嘴之歌》、《家在浦东》等新时期城市发生的种种变化；写过创作座谈，讲述我小说《债》的由来和创作过程中的思绪感受；近年来，我感受到社会生活或自然界的美，也一直愿意向光明日报投稿。
多年来，我习惯为报纸写短文。《光明日报》副刊内容丰富，版式多样，无论长短，都有合适的版式。编辑鼓励我写长文。去年深秋，我重游故地，去了云贵交界的妥乐村，感动不已，回来后写了一篇千字的文章《金色妥乐村》，前几天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贵州许多文友发来信息称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入春以来，《光明日报》在头版开辟了“人间烟火”专栏，我写《春茶快讯》，庆幸贵州山区出产的春茶早早进入市场。
在与光明日报的交往中，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大约十年前，我应光明日报之邀去北京录制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名家讲故事》栏目视频。不久后，这个节目在全国播出，至今仍可在网上收看。许多大学生和高中生告诉我：“叶老师，我们就是看了这个视频才认识您的，然后就去找您的书来看。”这让我又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光明日报》上刊登的那张黑白照片。
从黑白照片到视频——与时俱进的光明日报始终不忘给我鼓励。
光明日报（2024年7月29日第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