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有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创造力、感召力。邓小平同志对城市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了一系列谋划探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深刻领会他的城市工作哲学，对于在新征程上建设人民城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实事求是”的核心思想特征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质，早在他主管西南时就充分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接管的城市大多是需要改造的“烂摊子”，全国各地党员干部也在“一步步学习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但由于内外环境复杂，经验不足，在实践中难免出现偏差、出现困难。1950年12月，邓小平对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政治上的清醒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指出了西南城市工作在依靠力量、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城市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要求。 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城市建设中的问题，指出“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危害”，并对城市建设发表了一系列直言不讳的论述。但也有“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大而新”、“必须面对我国的实际，在建设中要考虑经济、实用、美观”等精辟的论述。
邓小平在城市工作中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放在突出位置，要求“建设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作了许多重要论述。例如，在关于重工业（“骨”）与“肉”的关系问题上，他指出，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本该有商店、理发店等服务业，我们没有重视，这是事实。接着他还以电影院、剧院为例，指出：“西安有很多电影院、剧院，但工业区里一个也没有。人们想看戏找不到剧院，有剧院的地方，也没多少人去看戏。这种布局显然是不恰当的。”
“注重城乡融合”的重要探索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它所引发的变化至今仍在继续——即城乡一体化发展。无论是首脑对西南的局部探索，还是整体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都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如何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一方面，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城市建设对农村发展的引领作用，始终致力于搞活城乡经济，促进城乡交流，他在《重庆日报》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另一方面，邓小平对乡村建设的重要性有着科学的认识。他在主管西南工作时，批驳了一些干部“只要搞好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就可以搞好”的错误认识。
改革开放后，面向新时代，邓小平对城乡一体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的稳定。”城乡一体化是不稳定的。城市再漂亮，没有农村稳定的基础，城市就无法运转。“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城镇和中小企业，这大概是唯一的出路。”正是由于小平同志重视和鼓励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乡镇企业”、“新型小城镇”为代表的“乡村城镇化”的实践成果才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推动改革开放乃至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突出改革发展”的基本战略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高瞻远瞩，对时代特点和世界形势作了深刻分析，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的改革，不但要包括工业、商业，还要包括科技、教育、各行各业……要对内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正是在他的指导和推动下，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大决策，这是历史性的决策。
邓小平高度重视改革对城市发展的战略意义和带动作用。1991年8月，他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要“每隔几年就跨出一个台阶、跃上一个台阶”时明确指出：“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我看还是坚持改革开放。”他认为，城市建设也是如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才能提档升级、提高水平。邓小平高度重视城市改革的协调性、整体性，指出：“城市不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就不能满足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民的需要。”他对城市改革的复杂性有更明确的判断：“农村的模式不可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为中国城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发展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目标任务，再次强调“人民建城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城市工作一定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展现出更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鲜活范例，从而为世界城市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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