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瑞兵（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中晚唐时期，以苦为乐的诗人大批涌现，除了大家熟知的孟郊、贾岛外，韩愈、张籍、姚贺等曾仕宦、声名显赫的诗人也都创作过苦诗。苦诗的魅力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对苦诗的内涵、风格和功能进行探讨。
隐库诗的丰富内涵
中晚唐苦诗的内涵相当丰富，既反映了生理和安全需要上的生活艰辛，也反映了精神上的苦难。一是咏物苦。中晚唐苦诗人多为穷士，特别是参加科举的，出身贫寒，屡遭失败或从未考中科举。如永陶年少时家境贫寒；马岱受尽了贫穷的折磨，以耕种为俸禄；任藩吟诗苦，方干家境贫寒；张乔在咸通做骑驴客；张勋初试时因家贫而落榜；周尧家境贫寒；李东家境贫寒。所以，诗中咏物苦，是对自己境遇的真实描述。在思友、送礼、写生、送别、感时、闲适、山水田园、歌咏应和等各类诗篇中，“诗”从未缺席。如孟郊《秋思》诗有：“寒露滴落破梦，锐风梳骨寒。病笺印席上，愁肠翻腾。”“秋来年老更穷，破屋无门。一片月落床，风从四壁吹进衣裳。”姚和有“小市柴火贵，穷家杵臼闲”（《写武功县诗三十首》之五）；张籍有“老入朝如梦，穷困劳碌如村居”（《书思》）等。二是咏仕途之苦。仕途之苦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最深切的痛苦。中唐以后，诗人大多处于贫困、苦恼、失意的状态。如孟郊虽然求名心切，但一生都为小官；李贺虽然才华横溢，却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张籍年近五十时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太柱：“夫位卑贫寒，何愿年五十。病目宿西街，无人行至门前。”（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辛勤写诗的诗人贾岛，为求名利而还俗，数次参加科举，落榜落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诗作对生活和仕途的不幸充满了绝望的感慨，如《叹命》诗：“三十年来，命运一卦藏，作诗问易经，一再糊涂。本希望用文字表达自己，如今却不能。月别影孤影，路边衣被风撕破。不休息归家，苦作楚农。”三是咏物吟咏的精神苦难。孟郊、贾岛的诗中充满了不受赏识的愤怒悲哀，科举落第的苦闷，对世事浮躁的讽刺；姚贺早期的武功体诗充满着久居偏僻县城卑职的孤独和苦闷：“为官荒城，贫苦愁肠满腹。”（《写武功县诗三十首》之十四）“不知我是个懒汉，中年寄居在城里。门前不见马迹，满屋蝉声。”（《闲情》）李贺用诗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苦闷：“二十岁不知足，心如枯兰悲。”（《开怀歌》）。此外，还有流浪的悲凉、对社会动乱和边陲不安的批判、对历史的反思、对隐士情怀的幻灭等精神上的痛苦。
隐库诗风的差异
虽然都是写苦难，但诗风却大不相同。中晚唐诗坛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张籍、姚贺等为代表，以“苦难”表现闲适狂野的性格，风格清朗含蓄；一派以孟郊、贾岛为代表，因苦难而写苦难，风格险峻悠远，冷峻神秘。
张、姚两派的“忧患诗”语言平淡，奇词少，诗风质朴、清雅、含蓄。写衣食无着、居无定所、仕途受挫等“忧患”时，都是以平和的姿态描写，不带一丝愤懑，甚至带有闲适、洒脱的情调，借“忧患”来表现自己闲适、狂放的性格。虽然“贫富常相争”，但“道不悲则安”（陶渊明《穷秀才诗》）。如张籍有“终日清贫”之句，即以相对冷漠的态度对待清贫的生活，写自己仕途受挫和才华得不到施展的窘迫，不直接发泄自己的愤慨，而是用游记诗来表达自己多年辛苦劳碌而无所得的心情（《游记》）；他以物喻物——古簪，以“古簪叹”来暗示自己像一根不合时宜的古簪子（《古簪叹》）。姚何的《写武功县诗三十首》主要歌颂他闲适淡泊、潇洒自在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经历，把苦写成一种人生风雅和情趣，用“苦”来炫耀自己的闲适自在。
孟、贾二人常常用尖锐、激烈的语言，哀嚎、质问，甚至哭诉自己贫病交加的生活琐事、艰难仕途的挫折等等，他们常常因苦难而写苦难，感受苦难。他们写苦难的诗“凄婉悲切，近于怨恨”（《山西江边随笔》），尖锐而愤怒。如孟郊的诗：“饿鸟夜啄相啄，疮口悲鸣。冰肠如刀割，天杀之，无一曲折。”（《饿雪诗》）和《旧恨》、《叹命》等诗，都被视为“寒虫夜哭”，“穷如秋露”，呼吸短促，词句苦涩。贾岛更胜一筹。他善于写清贫生活中的琐碎、简朴，营造出凄冷的场景，如“这些日子我操持着家业，用一根绳子吊着一只小葫芦。”（《赠乔相》），而他的《客之欢喜》、《晨饿》等诗被称赞为“气色神秘冷峻，声音粗犷洪亮”。总之，歌颂苦难的诗歌风格有内在的差异，但所歌颂的都是坎坷、贫困的生活，是社会底层广大苦难人民的心声，也是儒家千百年来“诗言志”的传承。
哀诗的功能
“咏苦”诗，是中晚唐诗坛一度流行的一种创作风潮，与贞元、元和以后险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此时的唐朝已是风雨飘摇，朝政腐败，文人忧患意识浓重，多数文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抒发自身困境与悲哀的诗风。
咏苦诗具有“安慰剂”的诗歌功能。诗人以苦难的自我叙述来排解生活贫困、事业受挫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与升华，探寻摆脱苦难的精神手段。对此，肖展鹏先生曾说：“韩孟主张以‘咏苦’来抒发自己的贫困不幸，客观上使诗歌更加自觉地走向主观情感表达，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韩孟诗派研究》）可见，“咏苦”是诗人对诗歌“鼓励”与“安慰”功能的具体运用。纵观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韩愈、白居易、张继、孟郊等，都有过尴尬的时刻：韩愈、白居易都有过被贬的经历，孟郊连年科举失意，张继十年未调任太监之位。因此，中晚唐诗人的苦情诗，既是诗人对自身生活经历的摹仿，也是诗人对自己的安慰和劝诫，以此来排解社会、生活带来的种种压力。
苦吟诗也是中晚唐诗人摆脱社会角色、立足个体生命体验的一种体现。人既是个体生命，又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自我个体性和社会角色两种不同的体验方式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在社会趋于稳定、社会意识形态高度融合的时代，文人学士在事业上升期、意气风发时，多以社会角色意识为主导创作诗篇，只有在仕途受挫、四处漂泊时，才创作抒发个体生命体验的诗篇。因此，初唐宫廷文人多以繁文缛节的诗篇待人处世，而中晚唐出身寒微的韩、孟、张、贾等，则多以悲叹、哀叹自己的不幸。“苦吟诗”正是中晚唐诗人个体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苦涩诗源于中晚唐诗人的“缺乏体验”。“马斯洛说，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是个体的缺乏，可能导致体验的缺乏。”（《现代心理美学》）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会导致作家的体验缺乏，从而激发作家创作相关作品的欲望。中国文学史上处于缺乏状态的作家、诗人不计其数。如司马迁说“以愤而著书”，韩愈说“不平则发声”，欧阳修说“穷则思变，穷则思变”，都有力地证明了生活缺乏是创作的动力。中晚唐诗人之所以唱苦，是因为自己不能实现自我，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衣食住行等都得不到满足，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所以才反复歌唱这种匮乏的体验。
这种悲情悲切、歌颂苦难、贫苦悲哀的文章，究竟可否写呢？欧阳修从气节修身、道德修养的角度，告诫人们不要写悲情悲切的文章，否则就和庸人一样，失去了应有的高尚气节：“吾常对安道说，每见历代有名望的人，论事时，心存感激，不避死亡，实如知天理；贬官时，悲愤不已，把不堪忍受的贫苦悲哀写在文章里。其心同庸人一样，既喜又悲。就是韩文公，也没有摆脱这个负担。吾以此告诫安道，不要写悲情悲切的文章。”（《上书尹实录》）可见，他并不赞同所谓的贫苦悲切之言。但结合上文对中晚唐诗歌功能的探讨，所谓穷愁之词，对于缓解诗人的心理压力，慰藉诗人的精神人格，消除社会生活的压力，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写愁是可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缓解各种磨难和困境所带来的挫折感，帮助人们重拾信心，战胜挫折。
光明日报（2024年8月19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