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作者：彭新武、胡国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成为时代重大命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管理哲学是哲学与管理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其实践功能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思考”，蕴含着转化实际管理实践的思想力量。中国管理哲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的管理实践，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范式的层面反思和批判西方管理的深层次痼疾，构建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
一
管理哲学对管理发展的研究，并不像历史那样，力图全面地记录和解释过去的人物及其思想、重要事件及其变迁过程，而是以这些经验材料为基础，探讨管理研究的前提假设、研究主题的变迁、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变革、管理发展的基本模式等问题，从而形成关于管理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形态。此外，管理哲学还应对管理研究问题的方向作出价值判断，指导人们权衡利弊、判断是非、选择行为方式。
历史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是以科学管理理论的兴起为标志的，它突破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经验主义管理方法，把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小农意识、小规模生产转变为现代大工业生产。后来，经过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拓展，终于奠定了现代管理的基本框架：金字塔结构、统一指挥、控制幅度、专业分工等概念，以及适用于一切组织的一般“管理原则”。在西方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中，理性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其根本特点是依靠个人的智慧和科学知识来达到生存的目的；个人的成就来自于辛勤的劳动；通过强调理性，控制组织成员，使组织成员“乖乖地”有效地工作……然而，这种统治性的组织模式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虽然充分发挥了人的工具理性，保证了规则、预测和效率，却使管理日益演变为理性控制人性以获取利益的机制。“人性”日益被理性所控制，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美国学者亨廷顿看来，西方管理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欧美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物质或可感知的领域，却以“价值中立”的原则，将精神和价值研究排除在外。例如，“经济人”假设本身是对人的物质需要作出的价值判断，但在这一假设控制下的管理科学研究却要求人保持价值中立，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渗透或意识形态扩张。意识形态扩张的结果是，很多后发国家在融入国际治理的同时，丧失了民族特色，全面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潮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揭示了实证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色彩。他认为，持有资产阶级立场的学者把不对事实进行客观中立的研究视为不科学的做法，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是：用实证方法观察自然、用数学原理测量自然的实证主义精神与以资本主义方式合理使用资本、合理组织劳动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法国哲学家孔德所发展的实证主义精神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启蒙理性的不同表现，都以基于工具理性的算计逻辑为主导。可见，西方主流管理理论所预设的普遍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具有西方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非其所宣称的价值中立原则。从欧美等西方国家来看，诞生于本国的西方管理科学十分成功地承载和传播了“价值独立”“科学至上”“股东至上”“经验至上”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使欧美学术界得以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确立霸权地位，更好地追求其他利益。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国内管理学者往往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理念、方法和工具，试图建立适用于全人类的管理理论，结果导致很多管理知识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和制度语境，缺乏实践效用，在丧失学术话语权的同时，也严重脱离了中国管理实践。
二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只有自觉建构本土化的管理理论来指导中国管理实践，即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才能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提供充足的动力。能够为中国管理哲学提供范式创新的本土内生资源，主要表现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社会环境当中，其中文化矩阵和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部分。在中国文化传统的长期演进中，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看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这种不同还反映在学术思维上，中国学术注重价值理论和伦理道德，注重通过经验、身教等方法具体研究应该做什么。这表明中国在认识和解释世界和事物发展规律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比如整体与部分相互转化的图式思维，不同于西方强调局部分析的线性思维；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同时兼顾了理性的因素，这为中国管理范式的创新提供了哲学基础，为拓展现有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范围、建构新范式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此过程中，数字经济时代涌现的一些管理问题为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随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平台化、生态化、网络化成为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方向，管理活动的运行规律具有“弱普适性”或“情境依赖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成功的管理规律和管理理论的适应性会不断降低，需要发展新的管理理论来解决新的管理问题。新技术、新思维必然带来新的管理挑战。例如，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大型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商业生态系统的经营策略与治理、共享经济背景下员工的持续激励、用户定制化和工业互联网的设计机制……这些现实挑战为原创的中国管理哲学的涌现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要真正走向世界，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需要全面深化立足中国实践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第一，企业与自然之间，要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利润最大化而牺牲自然环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使产品更加绿色，满足市场需求。第二，组织与员工之间，要认识到人不是工具和成本因素，而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战略资产、创新的源泉；要把个人发展纳入组织的目标体系，树立组织与个人共同发展的意识，从而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共同成长。第三，营造良好的、长期的企业与顾客关系，强调“以顾客为中心”，满足消费者需求，维护消费者利益。第四，在组织与社会之间，企业不仅要创造利润、实现预期经营目标，还要在经济实力范围内自觉主动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总之，如果说“可持续”是一个社会不断前进的理想状态，那么企业的发展就必须与自然生态的维护、员工个人成长、促进社会公平等价值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
在强调中国独立自主的同时，构建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民族，善于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积累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时，要坚持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更宽广的胸怀同各国管理理论进行更广泛的对话交流，取长补短，取长补短，在不断汲取各种管理哲学有益养分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中国自己的管理哲学。
为此，我们需要以全球视野、宽广的历史眼光、谦虚开放的学习态度，对东西方的管理模式进行融合创新。管理科学的本土化自然离不开对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梁鹤年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曾对中西文化差异做过更形象的比喻：西方人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射击瞄准一样，看得更“清”，是一种“追求目标”的文化。我们用两只眼睛看世界，就像穿针引线一样，看得更“全”，是一种“处理关系”的文化。一只眼睛无法穿针引线，两只眼睛难以瞄准，必须“清”“全”，才能得到“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管理文化的交汇融合也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这种互补与融合必须以实践需要为前提。美国学者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它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它的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结果；它的唯一权威在于成就”。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是综合多种管理思想和方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管理方式。没有具体的实践，所谓的全面创新就是空谈。因此，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是对西方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批判性借鉴，都要以具体的实践需要为前提。
总之，当前中国的管理研究需要有宽广的文化格局和视野，立足中国实践，坚持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确立中国在世界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为世界管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光明日报（2024年8月26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