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陇蜀诗行，标志着他第四次西南流浪时期的开始。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初，立秋不久，杜甫辞去华州节度使之职，离开关中，携家眷西行，越过龙坂关进入陇右，先后在秦州、成州（铜鼓县、李亭县）居住，年底到达成都，历时半年。诗人沿着陇蜀之路“记诗”，取得了重要的文学成就。在明代诗人眼中，杜甫陇蜀诗罕见地将生动的描写与历史的纪年相结合，创造了诗文的创新与奇迹，极为可贵。纵观杜甫陇蜀诗行，可分为从入陇到入蜀三个阶段。
乾元二年，杜甫西行秦国，开始了去陇的旅程，这也是陇蜀诗路的第一站。诗人经过陇州，翻山越岭，于七月底八月初到达秦州陇右。这条诗路，就是“陇山（龙坂）——城北寺（秦州）——驿道——渭水岸——南国寺——洞柯沟”的生活和创作。其中《归山寄佐三首》《离秦州》《赤谷》反映了他从秦州城迁居到洞柯沟西直村的时间和地点，也证明了他曾在秦州居住过的历史事实。从《寻觅西直村草堂诗二首》和《夜宿赞公土房诗二首》看，他甚至试图在东柯沟西直村定居，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但最终因生计困难等原因未能如愿。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代表，杜甫用诗歌抒发了对时局的忧虑、生活的艰难、社会生活的极度孤独和日常生活的不快。创作题材扩大到政事军事、边塞风光、亲友思念、游历生活、景物描写等，诗风也由平淡中庸转变为狂野险峻、凄凉凄美。《秦州杂诗》系列是杜甫五言诗创作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审美价值。诗人在秦州居住的三个月里，共创作了87首作品，几乎每天一首，体现了他“年老难尽才华，秋至意长。物情尤见，诗者不能忘”的历史责任感和责任感（《送高三十五彭州使、岑二十七郭州长三十云》）。他在秦州的创作，采用了客观冷静的“诗史”风格，没有刻意美化田园风光，没有夸大山川宁静安逸的气氛，即使在描写山川的寂静时，也没有过分强调隐逸超脱的思想，没有失去平叛的信心和扶持国家大事的执着。
杜甫离开秦州，南下到成州，这是陇蜀诗路的第二站。此行原本是一封请帖，但诗人的想象过于美好，导致他在成州铜鼓县（今甘肃成县）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十月初，杜甫收到铜鼓一位“好主人”的来信：“镇上有好主人，情似相逢。信中言辞妙绝，远客惊其深情。”（《霁草令》）杜甫被信中的描述深深感动，决定带着一家六口南下铜鼓。出行前，他做了一些富有远见的推测：“无食问世间；无衣想南州。” “草木尚未黄落，闻山河清静。李亭之名更胜，下有好田。山药多可填肚，崖蜜亦易求。竹林密冬笋，塘清可当舟。”（《离秦州行·乾元二年秦州出铜鼓县游记》）诗人把“南州”比喻为“世外桃源”，对“山河清静”“李亭好”“好田”“山药多”“崖蜜易求”“竹林密冬笋”“塘清可当舟”等景象充满了无尽的向往。从《别秦州》和《赤谷》两首诗判断，杜甫一行于十月中旬某日半夜从秦州城出发，经铁塘峡、盐关、法净寺、龙门镇、尼公山等地，十一月底到达铜鼓县城。根据史料、地理资料和杜甫诗文考证，诗人与家人“离开秦州”后，在陇蜀的迁徙路线是，先南行至秦州区暖河湾、皂郊镇一带，再西转至理县平南镇、天水镇、盐官镇，西和县长岛镇，随后又折南行，经西和县南部的青羊镇、八峰崖至成县西北的府城村，再东至现成县城区，最后居住在城南飞龙峡凤凰台脚下。杜甫在龙蜀的第二站旅程中，按照时间、空间的顺序，写下了《别秦州》、《赤谷》、《铁塘峡》、《燕井》、《寒峡》、《法净寺》、《青羊峡》、《石坎》、《龙门镇》、《鸡草岭》、《尼公山》、《凤凰台》等十二首游记诗和《铜鼓七歌》、《万丈潭》等。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游记特色，艺术造诣朴实深厚，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和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令人钦佩。
杜甫从铜鼓县出发到成都府，这是他龙蜀诗路的第三站。他一路南下，每到一处，便赋诗一首。千里江山在杜甫的诗中清晰地描绘出来，仿佛就在眼前。宋代学者朱弁评论说：“此外，《从铜鼓县出发》中还有《万丈潭》、《木皮岭》、《白沙佛》、《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龟阁》、《居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等，无不以画师之笔，描写造物之奇妙，泣鬼神之情，惊天动地之词。但皆以当下经验，非虚构，故无一可言，读之人皆能领悟，犹如身临丘陵谷中。” （《风月堂诗话》）这组陇南至成都行诗所谓“画眉笔”，就是在这次诗意的旅程中，作者用文字记录下了地理、历史、人文的信息，作品具备了地图的特性和功能，把所谓“杜陵诗卷是一幅地图”这一历史结论付诸实践。这组诗的奇妙之处，在于诗意境空旷深远，增加了读者想象的空间。通过选取不同的意象进行对比，表达出感动天地、使鬼神为之哭泣的生动而复杂的诗意情绪。行文中特别突出了意象间的距离感和空间感，读来令人赞叹。这些成就，都归功于杜甫对这次诗意之旅的亲身体验，而非刻意创作。即使后人读来，也浅显易懂，仿佛身临其境。宋代学者葛立芳指出：“《从铜鼓县来》云：‘何以逼我苦役？一年四行侍奉，当从陇右至剑南。’”（《韵余阳秋》）杜甫的诗行是他“四行侍奉”的最后一段，可见他的旅程并不像评论家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昏暗的月光和星光下艰难地越过青泥岭，经过从黑夜到白昼的艰苦跋涉，才渡过嘉陵江到达飞仙岭。因此，江西诗派批评家便把杜甫游历陇蜀的诗文风格，与司马迁的写史风格作了比较：“两首游记，自《出秦州》至《凤凰台》、自《出铜鼓县》至《成都府》二十四首，皆依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无一错误。韩子苍（韩居）曾论此等诗文风之变化，当与司马迁诸赞并列，文人当常诵。”（宋崔德甫《杜公部草堂诗话》）苏轼也同意这种观点：“东坡谓杜甫如司马迁，自知之明。”（宋许懿《延州诗话》）这种写法的变化，就是以诗为史，后世称之为“诗史”。
杜甫陇蜀诗道“诗史”的思想在他生前就已出现，而“诗史”写作体裁经过后世的发展，已形成体系。晚唐孟起关于杜甫陇蜀诗说：“杜甫遇安禄山之祸，游走陇蜀，诗中无不记述，无一遗漏，故时人谓之‘诗史’。”（《原诗·高义下》）显然杜甫在经历陇蜀诗道后不久，便将沿途所见所想所感，以诗篇详尽表达，时人谓之‘诗史’。这一观念也对宋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被记载于正史之中。 《新唐书》记载：“杜甫亦善描写时事，韵律精深，能写万言而不衰，世称‘诗史’，实至名归。”（《文人传》）。唐宋人的这种“诗史”观念，不仅被明清诗论家广泛接受，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明代蒋进士说：“少陵入川诗、子侯柳州笔记，粗犷奇特，深邃犀利，自然为此地千古定位，与此地奇绝妙文笔相称。”（引自郭增新《读杜笔记札记》）这是杜甫“诗史”风格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横向比较，即用平实的文笔，恰当的细节，真实准确，叙述山川奇特之处。二者之间有许多可比较之处，相似之处值得拥有，但杜甫有关陇蜀的诗作深邃奇特，自有其高风范。明代学者江盈科评价：“少陵在秦州之后的诗作，突兀雄浑，与前作大不相同，没有刻意改变风格的意思。蜀地山川自然别具戏剧性，能传神境界，人读之，犹觉山川近在眼前，如春蚕吐茧，诗以物喻物，此真诗人之作。”（引自《杜诗详注》卷八）这恰如其分地注解了“诗史”写作风格的深刻内涵和因陇蜀诗道而产生的创作风格迅速转变。
清人李隐笃说：“万里之行，山川之险恶，岁月之冷暖，社会交往之起伏，无不详尽叙述，实为一部诗史。”（引自杨仑《杜诗镜》卷七）此说显然将“诗史”的写作方式延伸至杜甫从关中到陇南，再从陇南到四川成都的诗歌创作的各个方面，并将与诗人旅途有关的季节变化、社会交往和创作纳入其中，突出了将《三仕》和《三别》纳入“诗史”系列的特色。清人沈德潜评论：“从秦州到成都的诗篇，深邃清澈，气势磅礴，气势磅礴，气势磅礴，无不完整，山川与诗人相互触发，故古今独一无二。” (《唐诗集》)意在概括杜甫陇蜀道诗的各种艺术特点。杜甫陇蜀诗创作，在历史写作风格上，注重客观写实，把陇蜀、秦陇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凄苦生活等生动地呈现出来。不同于以往以抒情为主的游记诗，从而凸显出鲜明的特色：诗骨扎实，髓蕴丰厚，格调清新，诗运多变。明代学者周廷说：“少陵蜀诗，皆无妆饰以强骨，气韵充盈以润髓，破格律动四肢，每首诗都充满玄机深邃，诗运变化达到了极致。” （引自《杜甫诗细说》）称赞之恰当，不必多言。
光明日报（2024年8月26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