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历史的思考】
作者：张旭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研究员）
地中海文化圈古代文明的文字传统十分发达，在石板、泥板、陶片残片上刻写文字的技术自古埃及、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来就已成熟。古希腊、罗马时期，铭刻文字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铭刻根据刻写和展示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私铭和公铭。私铭包括墓志铭、题词、商业记录、财产标记等。公铭主要用于处理城邦事务，内容多为祭祀、奖赏、法令与政令。城邦捐献的清单也比较常见。
据统计，考古学家在德尔斐遗址中发现了约5000个各类铭文，在提洛岛考古发掘中发现了3000个铭文，在以弗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约4000个铭文。在爱琴海的许多岛屿上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铭文。到目前为止，雅典是铭文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希腊城邦。考古学家在雅典及其周围的阿提卡地区发现了约2万个铭文，占古希腊铭文总数的1/5。其中，自20世纪30年代集中发掘以来，仅在古集市中就发现了约7000个铭文。从研究成果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开创以来，两部综合性的铭文编纂《希腊铭文集》（简称IG）和《希腊铭文补编》（简称SEG）已收集了约10万件古希腊铭文。因此，法国铭文学家L.罗伯特将以铭文资料丰富而闻名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称为“铭文文明”。
但史学界起初对古希腊铭文的态度并不乐观，有学者将与铭文有关的研究视为“推测性知识”。英国古典学家本杰明·乔伊特在1881年出版的《修昔底德时期的铭文》一书中评论说，铭文研究“倾向于鼓励推测习惯的形成，这成为文献学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铭文研究的质疑绝非偶然。英国史学家乔治·格罗特也批评了德国史学家奥古斯特·伯克在其多卷本《希腊史》中引入大量铭文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做法，认为其有“推测性”的风险。反对以碑文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声音很多，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多数学者认为，只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传世文献，才是研究历史的正道。碑文在历史研究中不受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初期研究方法尚不成熟。从事碑文研究，需要有扎实的古希腊语功底和高超的碑文补编技术。阅读古希腊文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望而生畏的事，更何况对象是零散的碑文，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完成，最后却只能得到寥寥数语。
经过百年的发展，碑刻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碑刻材料的编撰日趋丰富和系统化，碑刻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碑刻作为主要材料被载入史册，碑刻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学者们排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被运用到碑刻阅读中，大大提升了碑刻阅读的便捷性，碑刻研究的前景更是令人期待。具体来说，碑刻到底有哪些历史价值呢？
碑文与文献资料相辅相成，弥补了文献资料细节不足的不足。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著作等传世文献，以及古希腊戏剧、传记等，共同构建了古希腊历史的连续叙事，即使不考虑碑文，研究者也能大致还原历史脉络。但古代史家的英雄史观，关注的焦点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评价。碑文资料则大不相同，有的碑文除了政治、军事题材外，还关注普通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对于一场战争，史家可能只记述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碑文则补充表彰、动员令等详细信息。战争纪念碑上还镌刻着战争伤亡名单，而在大多数史家的笔下，这些名单可能只是一组数字。此外，古希腊人还将自己的名言镌刻在家用陶瓶上。这一有意无意的举动，也让今天的研究者得以一窥古人的内心世界。
古希腊最著名的铭文之一，便是德尔斐青铜蛇柱。公元前5世纪，为了感谢阿波罗在希波战争中的作用，31个希腊城邦在蛇柱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表达对阿波罗的敬仰。蛇柱顶部分为三部分，每部分饰有蛇头，形成一个三脚架。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记》卷一132）记载，斯巴达国王保萨尼亚斯曾在蛇柱的三脚架上刻下文字：“米底人大败，伟大的保萨尼亚斯立此碑以颂扬福玻斯。”这段文字与蛇柱上的铭文相得益彰，共同还原了德尔斐城邦共同祭拜阿波罗的场景。碑文上镌刻着31个希腊城邦的名称，是希腊世界联合抗击米底人的有力见证。
新发现的铭文也能引导历史学家重新解读关键事件。例如，过去的大理石雕像多为纪念家族中的男性和已婚女性，但在阿提卡发现的弗拉斯科里亚雕像底座上的铭文写道：“弗拉斯科里亚未婚而死，诸神赐予她永久的名字科莱（意为少女）”，打破了长期以来学者认为雕像只为纪念男性和已婚女性而立的观点。再比如，在古希腊社会，女祭司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能够传达神的旨意。通过古希腊作品中的描述，学者们认为女祭司的选择仅限于特定的族群。公元前 448 年至公元前 437 年左右，有一篇关于女祭司和胜利女神雅典娜的法令铭文（IG I3 35）写道：“阿科斯提议，胜利女神雅典娜的女祭司[…]应从所有雅典妇女中[任命]，圣所应按照卡利克拉底的规定配备门。公共市场官员应在莱昂特斯部落担任主席期间招收工人。女祭司的工资应为 50 德拉克马（每年），以及公众祭品（牺牲品）的腿和皮。应按照卡利克拉底的规定建造一座神庙和一座大理石祭坛。” 这篇铭文的发现表明，胜利女神雅典娜的女祭司是从“所有雅典妇女”中抽签选出的，而不是从某个特定的家族中选出的。这纠正了古代史学家和现代学者认为女祭司必须出身于固定家族的传统认识。
统计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促使学者们积极探索某一类铭文的整体价值。丹麦古典语言学家、人口统计学家莫根斯·汉森收集了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22年间雅典议会颁布的近800项法令，其中488项被刻录保存，68项在褒扬录、墓志铭等其他铭文中被提及，另219项在古典作家的著作中被引用或提及。根据收集到的铭文，汉森推测这一时期雅典城邦举行了约3000次议会，通过了约3万项临时法令，用于各城邦的治理。公元前454年前后，提洛同盟的金库迁往雅典，雅典人开始将城邦联盟所收贡物的1/60作为“初熟果实”奉献给女神雅典娜的圣库。学者们根据铭文（IG I3 259-291）所列的圣库贡物清单，推算出城邦各部落的贡物总额，进而推算出雅典每年的贡物数额。通过对某一类型铭文或某一地区铭文的系统研究，古希腊城邦的祭祀和管理细节已被当代史学家所揭示。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考古实物和文献记录不同，碑文资料尤其是公开碑文史料的特殊价值在于其“官制档案”属性。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碑文，是历史上人们容易接触到的，是古代城邦生活的一部分。碑文刻制是城邦公开信息的基本方式，内容是城邦公民大会或议事会辩论结果的权威性发布。以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法律碑文的颁布为例，法律收藏家将散布在城邦各地的法律收集起来，将有矛盾或有疑问的法律提交立法委员会，经议事、批准后，由文书抄录下来，交给刻制师刻制，公开展示。整个法律收集、审议、刻制、公布的过程，与今天官制档案颁布的过程颇为相似。即便是这些法律铭文，在出版之前也都进行了备份，并妥善保存在专门的空间中。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古集市已经建立了母神庙，专门用于存放城邦管理资料，类似今天的档案馆。这样，铭文的内容就可以验证，铭文信息的可靠性也得到了保证。
自19世纪德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支持碑文整理工作以来，西方学术界碑文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主持整理古希腊碑文期间（1902-1931），碑学、钱币学、纸草学、文献学成为古典学的主要内容。曾经被视为“思辨学科”的碑学成为一门突出的学科，古希腊碑文的历史价值也被重新评价。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希腊考古中，发现的碑文数量将进一步增加，碑文在古希腊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将无可替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梭伦法律残篇汇编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4年8月26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