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7月4日，本报记者发表《作家丁玲访谈录》报道，说抗战元年秋，记者在山西一个小县城的古庙里见到了丁玲演出。当时，她和西北战场服务团的战友们赤着脚，穿着草鞋、灰色军装，背着沉重的行囊，渡过黄河，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丁玲的脸上泛着红光，眼睛里闪烁着战斗的喜悦，有着湖南人的开朗诙谐的谈吐。十二年过去了，丁玲在战斗中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坚韧。回忆起在获鹿农村遇到的一些老太太，她连连称赞。她说，她在那里真的找到了好朋友。这些朋友不止一次给她勇气，激励她、鼓励她，给了她生活的力量，是她最大的精神慰藉。 “以前总觉得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很好，但渐渐地觉得还有比这更好、更温暖的事情。”她也希望可以回到农村、回到工厂，“那里好舒服、好有意思。”
●1952年5月24日，丁玲发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文，文中提到作家不要随波逐流。我看到有些人常常抢着抢素材，好像作品是新闻一样，晚发表一天就贬值了。这完全是多余的担心。我们说我们的作品跟不上现实，我们的文学成就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成就，是指我们的作品质量、作品内容，没有很好地反映伟大斗争的现实生活。作家要写新鲜的东西。作家生活在群众中，每天都会看到新鲜的东西，自然就会写出来，不必急于求成。
●1984年5月24日，丁玲发表《论散文》，她在文中写道：“我支持写小说的人写散文。”一篇散文只有两三千字，甚至几百字。要写出一个东西，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得讲究文学语言，写得简练些，写得深刻些，写得充实些，给人以更多的感悟。写诗的人，也应该写散文。几年前，一位诗人对我说：某期刊编辑部开诗歌作家培训班，发现有些青年诗人，用一两千字很难把一件事物描写清楚。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出好诗来呢？诗人的情感特别浓烈，想象力特别丰富；文笔要求简练、和谐、生动、准确。如果能写出行云流水般的散文，证明他的语言功底很好，具备写出美诗的重要条件。
●1986年3月16日，唐涛发表《谢谢丁玲同志！》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丁玲同志在《五代同堂，振兴中华》一文中，把我列入第二代作家之列，并把我列为“虽有病，仍坚持整理旧作，偶尔发表新作”的一批人。从开始写作的时间来看，我确实属于这一代，但与我的同时代人曹敬华、张天翼、楼诗逸、聂绀弩等人相比，他们比我大几岁。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丁玲同志本人也是。除了她的作品《暗中》、《水》、《夜会》等小说外，我对丁玲同志的认识，主要是结识鲁迅先生之后，从他那里得知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这样谈论丁玲同志的。他说，按照她的性格，她绝对不会满足于南京的生活，她会反抗。也许鲁迅先生早就知道丁玲同志要逃跑，我不知道。鲁迅先生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语气里满是赞叹和自豪，眼睛里闪着光芒，仿佛在说：你看，我们有多好的同志啊！
●1991年3月14日，本报记者发表《永不消逝的春天——写在丁玲逝世五周年追悼会上》报道，写到这是一次朴素而又亲切的追悼会。在丁玲生前居住的北京木樨地22号楼简陋的小客厅里。3月11日，在延安与丁玲同住窑洞、吃小米、在文艺战线上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纷纷带着鲜花和敬意来到这个简陋的小客厅。客厅里的陈设依然朴素，一如丁玲生前。客厅的东南角，摆放着她最喜欢的一张放大照片，那是1937年她被党中央派往抗日前线，担任西北战场服务团团长时，身穿八路军军装，在抗日前线拍摄的。在这张放大的照片上，有她亲笔题写的两句话：“丁玲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是党的一名普通的忠诚战士！”客厅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她八十岁生日时拍摄的新放大照片。这是她去世后留下的最后一张近照。作为永久的纪念，她的亲朋好友特意把它挂在了这间她与友人谈心的简朴小客厅里。照片中的银发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印刻着这位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追求，以及她一生的奋斗和风雨历程。看着照片，透过那双坦诚而闪亮的眼睛，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向阔别五年的战友问好。
●1992年6月6日，王增如的《丁玲与叶圣陶的交往》一文发表。文中写道，1984年春节前夕，丁玲到叶圣陶家拜年。两位老人坐在一起，谈文学、谈作品、谈文艺界的事，也谈健康、谈儿女、谈家事。叶先生说：“我今年91岁了，又属马。我家四代人中，有四口人是马年出生的。按戊马之说，我是老戊，叶志山是老戊，他的长子叶三戊是老戊，三戊的大女儿恰好是老四戊。”丁玲听后，由衷地说：“太好了，祝你家兴旺发达。”叶先生高兴极了。 1985年7月初，一个炎热的夏日，丁玲再次到北京医院看望叶老。她走进病房时，叶老正在午睡。守候在床边的叶志珊站起身来，向丁玲打招呼。丁玲摆摆手，示意别吵醒老人。两人静静地坐下，丁玲压低声音询问老人的情况。叶志珊笑着说：“没关系，我父亲耳背，听不见，前几天还在梦里说‘丁玲女士’，好像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丁玲女士”，多么熟悉的名字。丁玲心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她看着熟睡中的老人，脸上露出慈祥温和的表情。她在心里默默祝福这位引领她走上文学道路、并在重要时刻给予她帮助的老人健康长寿。
●2015年7月28日，何桂梅发表《丁玲很重要》一文，认为以往对丁玲的研究，过于关注她作为作家的身份，总是讨论她的文学好坏，以及她作为作家的活动。其实，丁玲大于“丁玲的文学”，丁玲的人生史更加丰富，更能体现20世纪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在当代作家中，丁玲大概是唯一能讨论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作家。丁玲一直处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中心，在不同的时期都是如此。可以说，这样的人，可以串联起20世纪革命的历史进程。
（刘江伟撰稿）
光明日报（2024年9月4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