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文学大师的光芒：纪念丁玲诞辰120周年】
作者：卢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
1983年10月27日下午，在湖南省临澧县创作座谈会上，丁玲作了题为《从创作需要情感出发》的主旨发言，坦言作家必须有情感，没有情感就创作不出来。她的发言不是即兴表演、即兴评论，而是长期创作实践和艰苦理论思考的体现。仔细阅读丁玲创作文章，就会发现，“情感”和“激情”不仅是她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更是她衡量作家作品的核心指标。正因如此，有研究者称丁玲文学为“情感型”文学。
对于丁玲来说，“情”与“激情”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具体内涵的。1983年3月11日，在云南个旧文艺会举办的文学研讨会上，她在主题演讲《根》中分析了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爱、恨、仇，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面临各种思潮冲击的青年作家，“应该热爱和拥抱我们的国家、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把“这样的激情”作为自己创作的“根”。
这些感伤而又义正词严的话语表明，“情”不仅是丁玲的文学观，更是她的世界观。作为一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经过五四精神的洗礼、左翼文艺的锤炼、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的各个阶段都创作出佳作的伟大作家，丁玲的“情”文学之路并不容易，因而格外令人感动。
丁玲（1904-1986）资料照片
丁玲名作《索菲亚小姐的日记》手稿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版资料图
1955年，丁玲（右一）采访京郊农业高级合作社的情况。资料照片
1. 走进群众世界，用“情感”写作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提升自己的文学视野就像是破茧而出的蝴蝶，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从一个已经很高级的文学视野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级的文学视野，更是难上加难。
丁玲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她原本是五四文学的产物，1928年发表的《沙飞女士日记》堪称中国现代小说的代表作，至今依然独树一帜，光彩夺目。丁玲还是左翼文艺的代表作家。193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水》一扫“革命加爱情”的陈词滥调，开辟了一条新路，被冯雪峰誉为“新小说的诞生”。如此高的起点，参加革命事业，又从事人民文学，岂不如鱼得水？情况恰恰相反。或许是因为在前两种文学类型中都投入过很深，在新的文学实践中，丁玲虽然理性地认识到了创新的必要性，但在潜意识中却受到旧习惯、旧意识的影响和束缚。
首先是思想改造的问题。作家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认识社会、反映生活。作家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观念，不仅影响他对现实生活的评价，而且决定着他的创作倾向和作品的风格。所以，在丁玲看来，要练写作，先要练做人，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作家，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完善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
丁玲这么说，她也这么做。1940年，她在《作家和群众》中强调“作家必须参加群众生活，不能落后于生活”。这样的认识是深刻的，但一旦写作，一些旧的兴趣、旧的想法就可能浮现出来。1941年写的《在医院里》和《我在下村的时候》等，就和她自己的认识有些不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恍然大悟。她真正进入了群众的世界，写出了《田宝林》等作品，思想变了，行动也变了。经历了这样的磨练，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有多大的挫折，她都没有改变她的人民文艺思想，没有改变她“感情”的文艺观，她把笔练成了一支“感情”的笔。
2.反对作家像小商贩一样出卖生命，两块钱四块钱做生意
思想上的认识解决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实践，也就是走进生活的问题。对此，丁玲依然满怀热情，始终强调要读懂人生这本大书。
建国后，丁玲曾在文艺战线担任领导职务，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单从题目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她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1949年7月，在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上，她作了题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1953年，在第二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上，她作了题为《落到群众中去》的发言，提出如果真要创作，“就必须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找到“亲人和朋友”。
进入新时期，丁玲仍牢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定的文艺方向和深入生活的道路。1981年4月7日，她在厦门大学作了《文学创作的准备》的演讲，认为“落到群众中去”还不够，要“把自己打造成劳动人民”，使自己和劳动人民“有默契”。1982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她发表了《到群众中去》，强调许多问题要从群众中去认识、分析和解决。1984年3月在文艺研究所的演讲中，她继续深化这种认识，提出“要迷失在新的社会生活中”，“要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要对别人怀有亲情和感情”。可见理解越深，感受越浓，不但要“安定”，更要“迷失”。
正是因为她的激情与执着，她才把这个平时容易泛泛而谈的问题系统化、理论化。在丁玲看来，深入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她不仅强调生活的深度、在群众中寻找知己，还要求一定的广度。如果只深不广，就会片面；如果只广不深，就会肤浅；她不仅强调深入生活，还强调对生活的正确认识、理解和表达。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才能更好地完善思想、改变情绪。只有具备一定的思考水平，才能更好地深入生活、理解生活。丁玲还批判了“处处都是生活”的观点，认为要融入群众激情澎湃的生活，发现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生活，不能一概而论。客观地说，丁玲的这些感悟对今天的创作也很有启发意义。
丁玲的纵深人生观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群众的关系。她反对为了收集素材而肤浅的纵深人生，反对“用群众的生活来装点自己”，而是要和群众“脚踏实地地工作、斗争、思考”，“他（指作家——编者注）在生活中遭遇过挫折，伤心过，受过苦，也和自己斗争过，流过泪，也笑过，也感到过快乐”。只有这样，她才能和群众产生默契和共鸣。
这既是工作问题，也是写作问题。丁玲在和朋友聊天时，有人告诉她，托尔斯泰、契诃夫、曹雪芹等大作家之所以写得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才华、受过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榜样。他们写亲朋好友的故事，对这些人了解透彻，自然写得顺畅、亲切。丁玲受此启发，意识到“写文章、写新人物、塑造英雄榜样，确实很难”。只有扎根在群众中，和群众交朋友、做亲戚，才能真正投入创作，创作出受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丁玲反对作家像小商贩一样出卖生命，做两文四文的生意，而是像守财奴葛朗台一样敛财，“攒”生命、攒人物、攒情感。这才是丁玲坚持作家要“情”、文学要“情”的真谛。
3. 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是“韵味十足”和“以情带情”
丁玲对文学的艺术性也同样充满热情，孜孜不倦地追求。其实，她之所以强调深入生活、转变思想感情，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艺术性的问题。“有情”的文学必须有“有韵”的艺术性。
丁玲对艺术形式特别敏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关于小说语言，她越来越意识到欧化语言的弊端，要么是矫揉造作，要么是复杂难懂。因此，她建议，落户群众中，不仅要体验群众的生活和情感，还要学习群众的语言，学习群众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她反对机械地照搬，反对“去掉一些矫揉造作的欧化词，用一些杂货店里的歇后语、口语，以及一些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的方言来代替”。归根结底，她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用群众的语言来丰富文学创作，用文学创作来丰富群众的语言。或者她自己说得更形象一点：“作家写出来的文字，应该是每个人心里有的，而不是每个人都写出来的。”
丁玲对民族形式问题思考得很深入，见解独到，很有启发性。丁玲生长在“五四”文风中，深受欧美现代文学的影响，但其实她很早就开始探索民族形式。据她自己回忆，写《母亲》时，她想学习《红楼梦》的写作手法，可惜最后没能实现。到延安后，她走访了陕北许多乡村，做了大量调查，想学习《三国演义》的方法，通过一件又一件事突出人物，写一部关于陕北革命的小说。但因为“积蓄”太少，写了两章就搁浅了。
如果说她此前的创作还属于个人的艺术探索，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她对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她此时关于民族形式的一系列论述便具有了理论自觉。
丁玲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依然说得通俗易懂、意味深长。她认为中国人喜欢军事题材，是因为她的孙子特别喜欢读《三国演义》，但问题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当时人们喜欢传统军事题材，而不喜欢现代军事题材呢？丁玲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把中国形式、中国传统里面优秀的东西完全割断了”，而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就是“魅力十足”、“用情绪去激起你的情绪”，让你舍不得离开，一读再读，一味地品味。这是在讨论“写得怎么样”的问题。
由此出发，她进一步探讨了“写什么”的问题。她认为，既然“文学是人学”，文学就应该写人，但不应该靠作者的漫谈来写，而应该“用具体的东西来写”。她以《三国演义》为例，指出赤壁之战是当时最大的战争题材，《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通过这个题材来书写的。可以说，没有赤壁之战，就没有《三国演义》。她讲的其实就是把握主题、把握题材的问题。
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后，她接着探讨“怎么写”，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是通过事件写人，但写事件、写人，“要讲情讲理，即情与理相结合”，要“从社会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就和深入生活、改变思想感情等问题联系起来，形成辩证循环。
4. 写一本能让你永生难忘的书
丁玲的“情感”文学追求的是“迷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强化了作品的情感，使作品感人肺腑。比如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土地改革，把冰冷的寒冰变成暖流的故事，非常感人。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饱满感人，一些配角也让人感动。
她写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太太喜极而泣，“她牙齿脱落，耳朵失聪，行走困难，却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傻傻地笑着看着外面的人，眼角含着泪水”。当看到张玉民等人进来时，她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从炕的另一头爬过来，“她的头不停地摇晃，举起双手，张着嘴，却什么也不说。她只是笑着，笑着笑着，眼泪突然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这位只出现过一次的默默无闻的老太太什么也没说，但她似乎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因为她喜极而泣的才是最生动的语言。没有丰富的情感和迷人的形式，怎么能行呢！
丁玲曾鼓励同事们树立一个目标：写一本好书，一本“让千万读者喜爱，让无数读者反复阅读，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的书，一本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书。这个目标，至今依然适用。
光明日报（2024年9月4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