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燕园三老”之一，张中行曾一度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鲜有人知晓。但上世纪90年代，随着“文人散文”进入人们的视野，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等老一辈文人突然一夜爆红，成为众多读者追捧的光束。那么这些文学大师为何如此受欢迎？他们的写作理念、艺术追求、精神人格又能给今天的作家带来什么借鉴呢？在张中行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张中兴（1909-2006）
既有传统学术的渊源，又有新学术的气象。
张中兴这一代作家与当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小接受了比较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对古代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同时，他们大多在青年时期留学西方，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受到“五四”时期文人思想和文风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处事方式更贴近“五四”文人。他们以传统文人的理想情怀创作散文，以科学家的理性介绍知识，解释世间万事万物，也用哲学家的智慧去理解社会生活，从而使他们的散文具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感和文化气息。
张中兴书法作品
张中行沉寂了近五十年，八十岁高龄的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写下了不少著作。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作，包括《傅宣杂谈》、《傅宣续集》、《傅宣三谈》、《禅外禅》、《顺生说》、《流年残篇》、《文言文白话文》等，都是一流的。有人说张中行是个通才，因为他的思想贯穿儒释道，通晓西方哲学，著作还涉及哲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甚至有人说他是“大器晚成”，但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而是长期沉浸和修炼的结果。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方枘圆凿、高高在上的傲慢，看不到炫耀知识的“书包”，看到的是庄子与罗素友好的握手，是唐诗宋词意象与怀疑哲学的交织，是平静的叙事与朴实却丰富的文字相得益彰。
张中兴的文章，既有传统学问的渊源，又有新学的气息，既有诗人的感伤，又有哲学家的情怀，又有史家的深邃。这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散文风格：既有平民百姓的情感基调，又有古典哲学的高尚气质，既有朴素平实的表达，又有文人雅气。而他骨子里，热爱有限的世界，尊重无限的、不可知的世界。我想，这大概就是读者喜欢张中兴散文的原因吧。
另一方面，当前一些作家缺乏深度融合中西文化的能力，也缺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当代中国作家有必要向张中兴这一代作家学习，他们具有全球视野和现代视野，回归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充足的营养，充实自己、充实自己、强大自己，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到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力量。
以超然的态度和理性的眼光审视社会生活的全貌
张中兴《学风随笔》给予当代作家的另一个启示是，文学创作不能急躁、急功近利，而应该用一种超脱的态度对待文学。
季羡林曾说：“张中航先生是伟人，是隐士，是智者，是超人。他淡泊平和，不求名利，朴实无华，待人真诚。”这并不是说张中航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强者，而是说他有一颗“超脱”的心，有“超然”的人生态度，也就是“禅人生”，追求“心静而超脱”的境界。但真正放下心灵的迷茫，看透名利的浮华，达到“心静”的境界，并非易事。张中航的深刻思想根植于现实的土壤，融汇了近当代西方哲学思想，对现实生活保持着旁观者的态度，或者说进行了自我反思。
他一生知足常乐，信奉“重生”，提倡“随生”，只想读书、读书、写作，向往超脱、宁静的生活。因此，无论在人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他都能保持冷静，不从世俗，坚守本分，从而获得极大的自由。在人格精神上，他崇尚理性，坚持“使人怀疑”的独立思考的怀疑主义。他既有爱因斯坦的质疑，又有罗素的自我反省，又有道家的无为。在写作上，他只写自己想写的，说自己想说的，不为创作而创作。他执着而淡泊，体现出一种崇高而难得的人格境界。他的超脱不是对现实社会历史的退却和否定，而是以理性的视角审视社会生活的全景。在张中行的身上，或多或少有魏晋遗风的痕迹。
《杂谈》
张中兴的“文人散文”写作体现了一种内向的思维方式和写作的克制。内向思维崇尚“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恪守“静”“命”“恒”“明”的“动态平衡”法则。内向思维注重直觉、直觉、内省和领悟，包含着质疑、批判、自省、沉思和冷观，有大智慧、大技巧的含蓄。内向思维崇尚朴素、简洁，蕴含着古典文风的韵味，充满着科学精神和现代意识。内向思维看似平淡、不温不火、不慌不忙，但内心却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正是因为如此，内向思维才具有“不张扬”和“静默智慧”的特点。它拒绝浮躁，远离抒情伤感，不求急功近利，这在张中行的散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他反复强调人要“顺应生命”，认为“生命来自天命，我们无法抗拒，所以顺应；在顺应的闲暇之余，走几步，回头张眼”。自然朴实的语言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生活智慧和对世事方方面面的冷静观察。张中行有大量的论人论事的散文，思维方式十分独特。他笔下的文化名人，如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刘半农等，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并不夸大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而是用类似《世说新语》的文风，讲一些琐碎的事情，把这些文化名人的怪癖、怪癖和随性淡泊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熊十力“笃信道”和“能身行道”，谈人谈文章，由浅入深，由近至远，由表及心，琐碎轶事中有“史”，“史”中有“诗”。总之，在这种谈人谈事的散文中，他仿佛在与故友闲谈，或是在欣赏文物古董，赞扬与批评都克制、克制，一针见血。这种克制的思维方式和克制的写作方式，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有启发意义。
睿智的散文启迪心灵，带来阅读乐趣
张中兴的“学问随笔”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智慧的文笔。张中兴的随笔为什么如此吸引人呢？当然，其中有学问、有修养、有人生境界，但如果没有智慧的渗透和润滑，学问就可能变成“卖弄学问”，人生境界就可能因僵化和刻板而变成说教，使随笔失去韵味。可见，随笔，特别是随笔、小品，不仅需要作者的修养、学问、思想，更需要作者的人生智慧。
充满智慧的散文，可以启迪人的心灵，传达真理，激发读者的理性认知，给人以阅读的愉悦感。没有智慧的散文，一般是干巴巴的，枯燥无味的，往往伴随着思想的苍白和艺术的平庸。这样的散文就像一大锅清水汤一样，平淡无味。因此，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散文作家，一般都具有比较突出的主观人格智慧。
张中兴夫妇与启功（中）合影
在智慧的渗透与表达上，张中星在散文创作上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独特的个性。他的智慧在于其平和的叙事中流露出的知识分子气质与诗意的哲学气息，科学理性与思辨性、趣味性的高度融合。此外，他在叙事中力图将议论性、抒情性控制在最低限度，不加评论、不加批判地体现对历史是非对人性美丑的道德与审美判断。总体而言，主体人格的智慧与诗意不仅给张中星的散文带来了既出世又出尘、既冷漠又宽容的独特生存体验，也带来了朋友般的理解微笑，也给张中星的散文风格带来了独特的品质。
自由的心态给张中行的散文写作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散文是所有文学体裁中约束最少、最自由的文体，作家可以在这里自由驰骋，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艺术才华。甚至有人说，散文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写，随心所欲地写，不用担心文学创作的“条条框框”。还有人说，生活越丰富，散文也应该越丰富。甚至有人把散文比作“行走”，认为“实用写作是在路上奔波，散文就是行走。在路上奔波，有目的地，有固定的路线。行走并不一定需要目的地，由你决定，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不需要固定的路线。一路上，你沿着花柳走，环顾四周，路越曲折，就越有趣，不用担心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表明，散文作为人类精神的自由表达，本质上是对僵硬、僵硬秩序的“反动”。也表明，散文在性质上应是“闲适”的，偏向“闲聊式”，趋向于精神性，趋向于亲切、平和。而要做到这一点，散文家不仅需要有博大的胸怀、包容的心态，更需要有洒脱、能“手拨五弦，看雁归来”的洒脱心境。
考察张中兴的散文，他深受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又乐观知足，甘于淡泊，淡视自我，所以他把人生的态度放得很低。正如启功所说，张中兴“为人真诚朴实，做事一丝不苟”。他写散文时，心态比较自由、轻松，或叙物、写物，或思人；或叙说、闲谈，或抒情；或朴素、淡定、深沉，或超脱。真可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自然而然，意趣盎然。而这与张中兴的生活心境，自由充实的胸怀是分不开的。可见，自由的心境和轻松的写作也是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超然的思想、禅意的生活、克制的思考与内敛的写作、睿智的写作与自由的胸怀，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值得当代作家细细品味、学习借鉴。这是一笔亘古不变的文学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的出现，是九十年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道风景线的底色，就是诚实、坦率、克制、智慧与超然的人生哲学。这位老人一生都在追求清静无争的内心世界和超然的禅境，这其中，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理性思考的缓流。他从容淡泊、洒脱自如地行走，在二十世纪末的散文天空中留下了难以磨灭、难以抹去的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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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4年9月25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