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4日，张中行《纪念俞平伯先生》一文发表。他在文中写道：“我自1931年起就认识俞先生，听过他的讲座，读过他的作品，后来又有一些交往。我知道俞先生有诗人的气质。正因为有诗人的气质，所以他喜欢写诗，特别是抒情诗。不是像一些文人装作风雅，无病呻吟，而是写进入诗境的心灵。我还记得抒情诗中有这样一句话，‘闻同床，犹梦隔’。”南宋吴文英及其后人，总是在文字上苦苦挣扎，但写不出来。俞先生谈诗谈抒情，也是一样。他不像现在很多人站在外面欣赏，而是走进来谈个人感受。
●1991年9月28日，彭程的《简记张中兴先生》一文发表，文中写道，张中兴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慈祥的长者。面对面坐着听他讲话时，我总能看见那张笑脸出现在眼前。他的办公室朝北，在一楼，光线有些昏暗，显得幽静。但在这样的氛围中，听他谈古论今，评世事，评人品，实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至少比不上在阳光下老人家篱笆下闲聊，对吧？就是以《列子》命名的《赋宣琐话》和《赋宣续话》两本书。一经出版，就淹没了包括作者在内的众多爱书人，如醉如痴地读了起来。在还意犹未尽之时，我又跑到沙滩后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去拜访他。
● 1992年4月24日，张中兴《歙砚与闲暇》一文发表，文中写道，砚台在过去是一种书写工具，过去人们也因为可以用来书写而称之为砚田，真正的农具是农具，从未听说它被升格为艺术品，或者古董、艺术品，摆在案头欣赏……单说砚台，因为与文人关系密切，所以品种就比较多。除了砚台，还可以为砚台作词，记得从唐代开始人们就有这种做法；在砚台的背面，可以刻上为砚台题词，可以反复佩戴，也可以刻上几句话，注明谁用过这砚台，或者谁收藏了这砚台。这样，纹饰就从工具变成了欣赏之物。如果图案上恰好有名人（包括著名仕女）的名字，如米元章、叶小鸾等，那么，当你触摸砚台时，就会想到抱金斋、书香阁，抒发怀念的情怀。
● 1995年3月8日，张中兴的《笔随心意》一文发表。他在文中写道，如何写好一篇文章？经过思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内容。我一直认为，要有情感，要有知识。情感就是热爱世界上一切应该热爱的东西，或者简单地热爱生活；没有这种情感，写出来的文章就不能感人。知识，知识就是基于知识的见解；没有见解，还不如不提笔，省纸墨。第二是结构。我认为笔随心意，思想要如行云流水，有条理，很多写作教程教的往往不是条理分明。第三是语言。我还是认为，最好是清晰明快。清晰明快，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不离题”，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不晦涩难懂。不晦涩，意义未必深奥，但却通俗易懂，生动贴心。说完三方面，有人可能会问：您自己说的吗？答：不敢，就是向往。
● 1995年8月9日，季羡林发表《我眼中的张中兴》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我认识中兴先生也是缘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认识的，有时早上起床在门前湖边散步时，会碰到他，有时我们只是握拳鞠躬打个招呼……有一次，我把他请到书房，送给他一本《陈寅恪诗集》。没想到，他说我写的书名写得好。我挺有自知之明的，我的“书法”不上得来，只有在没办法的时候，才把毛笔浸湿，乱涂乱画一会儿。现在他夸我，我也不禁红着脸。有时他敲门，亲自把作品递给我。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是去年春夏之交，我们清晨散步，一起散步，站在小土丘脚下，荷塘边，聊了好久。此时，垂柳葱茏，微风吹拂，鸟儿鸣唱，花香四溢，四周一片静谧。我已记不清谈话的内容了。但这情景却始终浮现在眼前，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可惜，大约半年前，他搬了新居。对他来说，这或许是喜事。但对我而言，却是无限的惆怅。朗润园依然光彩如昔，松柳苍翠，“堤上仍是烟雾缭绕”。北大的文坛明星依然云集。我却觉得园中空无一人。每天清晨，只少了一位年迈却坚强的老人，荷塘里少了色彩，绿草也憔悴了。“这种感觉还能回忆，但那时就已经没有了。”
●2006年2月25日凌晨，张中兴先生逝世。光明日报当天刊登记者韩晓晖的《缅怀布衣学人张中兴》报道，写道改革开放后，已年逾古稀的张中兴先生也萌发新芽，开始写散文杂文。这一写作犹如解冻的河流，流淌出以《太阳三讲》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文章。一时间，全国各地书店、书摊上处处摆放着张中兴的作品，人们争相阅读，影响巨大。著名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评价张先生的代表作《日头三谈》对当代散文影响深远，拓展了散文天地，开阔了读者的视野，提高了人们的欣赏和写作水平，是不可或缺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珍视。”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主任张天女士评价张先生的创作：“他的文学气质有继承传统的一面，但与传统文人散文相比，他更多的是思考和见解。”
● 2018年5月25日，朱航满的文章《时间碎片——张中星的读者》发表，其中写到张中星的忠实读者金飞在评论张中星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说张中星“不拉帮结派，相互奉承，也不刻意做出雅俗的姿态来讨好所谓的雅俗。他的书被学者、文化热心人士传阅，买来借来，不禁互相传诵，评价讨论，从而走红。”
（刘江伟撰稿）
光明日报（2024年9月25日第14版）
